必一体育运动旧宫新语丨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发展历程研究

　　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极具特色的一种展览类型，主要反映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帝后活动的历史面貌。而古代宫殿原状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不多，除少量遗留下来的原状佛堂之外，现在所看到的原状陈列大多是经过专家考证后恢复的[1]。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的内涵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从最初的保存原状，到风格性复原陈列，再到科学性复原陈列；虽然都被称作原状陈列，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使用了不同的方式与方法。

　　目前，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的研究大部分是参与过陈列的人员对于工作过程的纪实，包括朱家溍的《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2]、《金銮殿的宝座》[3]、《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4]，朱雅娟的《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5]，林姝的《万岁千秋奉寿康——“寿康宫原状与崇庆皇太后专题展”纪略》[6]等。还有一部分研究是基于陈设档案与明清生活方式的梳理，说明陈设蕴含的思想理念，例如朱家溍的《明清室内陈设》[7]，王子林的《明清皇宫陈设》[8]、《紫禁城原状与原创》[9]等。宫廷原状陈列每个时期理念的变化学者多有涉及，陈列方式的变迁却很少有人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厘清原状陈列实践的具体发展脉络，对未来陈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924年北京事变后，临时执政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将清逊帝溥仪驱出清宫内廷，组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产、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逐渐理清故宫的情况，逐步推动皇宫向博物馆转变。1925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鉴于形势之孤危，非急急成立博物院使速成公开之局，无以杜觊觎之心。[10]”因此，最初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是在文物点查过程中非常仓促开展的，由秘书处管理，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导思想，简单保存了溥仪出宫时现场的原状：寝宫里，桌子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图1）；墙上挂着月份牌（日历），仍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牀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磁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一尺多高的磁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蜡人，等等（图2）……[11]

　　但原状被保存下来并非偶然，当时故宫文化遗产的点查与保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言一行、一人一物都会引起社会上的强烈的反响，于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草案》第八条中规定：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放之地位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地位者，点查毕后，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何，不得移至所在室之门外，且每查完一座宫殿，便按照点查登录簿上的记载，刊印出来，公开发售，以取信于国人[12]。于是原状得以较为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由此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原状陈列方式的基础和可能。

　　当时人们对于“保存原状”其实是遵循一定原则的，是展览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故宫博物院成立的那一天，宫中五路，所有的宫殿，与礼制有关的，帝后居住的，仍保存原来的状况；在各配殿及原来空间的宫殿里，开辟了许多陈列室，分别陈列各类的古物图书文献。[13]”1929年6月6日《申报》的《沪报视察团之行踪》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展览计划，“该院计划：宫之中路，将于四周建屋，改为普通陈列室，中路为专门陈列室；外东路为文献陈列室；外西路为图书馆及宗教陈列室；西路仍旧，以保存皇室生活之线年故宫博物院工作报告》中关于“参观情形”的描述也表现出当时的展览经营策略：“本院参观，向分三路。中路有乾清，交泰，坤宁各宫殿，为宫中主要之地。并附设各类古物陈列室，以点缀其间。西路为清代帝后燕居处，足以表现宫中生活状态。亦一有趣味之地点。外东路，系清高宗为太上皇时颐养处，又有关于文献各种陈列品，可以研究史料。各路供人参观之目的不同，而各有其特长处，任人选择[15]”。由此可见，此时原状陈列主要是与礼制有关或帝后居住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西路，用以保存皇室生活之，表现宫中生活状态。

　　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危急，故宫博物院决议将文物南移以策安全，以免文物罹于浩劫。当时由于三馆装箱工作，限于人手，不能十分迅速，秘书处便也派员到各宫殿里去选提文物装箱。原状陈列中的展品也被一并打包，所装的箱件以宫殿第一字作为编号，并汇编了文物装箱清册，但是这些清册主要是为了清点文物数量，并没有标注文物的位置信息。而且因为展品的装箱，导致还有另提补充陈列的情况：储秀宫、体和殿及西厢、翊坤宫及西厢、淑芳斋、重华宫及东厢、崇敬殿、丽景轩、长春宫、体元殿、太极殿的内部陈设，十二月间由古物馆帮同秘书处布置陈设品目[16]。可见文物南迁改变了宫殿内的展品和展品原始位置，部分文物因此流失、损坏，很多宫殿内部不再保持原状。

　　综上可以看出，在那个博物馆理论和体系并不健全的年代，人们对于原状陈列的概念并不明晰，但是对于保存宫中帝后居住的原状和宫廷礼制的原貌却是具有一定共识的。“保存原状，公开原状”有助于取信于众；能够保存皇室生活之，让“参观者见宫墙高且多，无异囹圄，见宫中生活之黑暗，一无乐趣，或可兴起其薄视天子、重视平民之念乎[17]”。然而，文物南迁突然将“保存原状”的展陈模式打破，故宫博物院的原状陈列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后，全国文化艺术工作逐步开展，“一方面巩固和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另一方面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革旧有文化艺术事业[18]”。在这种背景下，故宫博物院开始整理、改革工作，1951年初成立了陈列部，统一管理全院的陈列展览工作。并汇集专家对陈列计划进行探讨，将故宫博物院定位为“陈列历代美术及美术工艺品的综合性博物院”，计划形成“时代综合陈列、复原陈列、专门陈列相结合[19]”的展陈模式，原状陈列也逐渐步入“风格性复原陈列”阶段。所谓的“风格”，其实是在历史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对每个历史阶段形式和肌体细部的总结[20]。而“风格性复原陈列”则是陈列人员通过查找相关史证，大体恢复出当时陈设的形式与风格，以此来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生活场景和文化氛围。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观众的反映，对于清代宫廷生活最感兴趣，为适应群众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内西路仍以原状陈列为主[21]”。但由于文物南迁，故宫的原状陈设很多早已撤收，想要重新以之前的原状形式进行陈列，具有一定地难度。一方面书籍档案中对于陈设特征、位置信息的记载不是特别准确、清晰，与文物实存很难做到一一对应；另一方面溥仪出宫时有很多杂乱无章的陈设，只能代表该地短时间的状况，又不能完全原封不动的恢复溥仪出宫时的现场原状。因此，陈列人员只能根据各个地点不同的情况，查找史料开始尝试着恢复某些地点更早时期的“风格”，或时间比较长久的历史面貌。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清宫史研究的深入，1959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宫廷史迹陈列”的概念，后又成立宫廷历史部专门致力于明清宫廷文物的保管、陈列、研究工作。宫殿原状陈列与宫廷文物陈列一起被纳入“宫廷史迹陈列”体系之中：宫殿内部形式没有变动的可以保持原状；如原来的陈设已经不清楚，应根据历史情况来布置复原陈列；如变动很大或原来就是库房等陈列室，则适宜于作宫廷文物的分类陈列[22]。至此，故宫博物院对于原状陈设的认识与复原陈列的方法均趋于成熟。

　　图3坤宁宫原状陈列情况（上图为普意雅1900-1930年间拍摄，下图为五六十年代复原陈列后样貌）

　　那时“复原陈列”的布置主要是先参考现场原状、照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清内务府旧陈设档案，以及有关书藉进行研究；再结合条件加以选择进行布置的，且更加强调“风格性”的呈现。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室内陈设就是不断地在变化的，所以复原陈列决不是自然主义的有什么摆什么，而必须根据历史材料，经过艺术加工，去粗取精，有选择，有组织的陈列，这样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又能让观众容易理解[23]”。原状陈列目的也调整为“反映清代帝后的生活、物质生活、文化生活[24]”，于是陈列人员在复原陈列的实际操作中有意识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历史面貌（表1），而不是纯客观的反映真实。如坤宁宫原状陈列的恢复（图3），就是在先研究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坤宁宫陈设档、《满州祭天祭神礼》等清代官书和清室善后委员会时期拍摄的部分照片，并向曾经在坤宁宫吃过肉的衡亮先生进行了访问之后，才进行布置的。当在陈列过程中遇到陈设物品不全，材料记载不一致等情况时，为了反映婚礼当时情形，为了陈设品的协调统一，为了能够反映长时期陈设的情况，只能不完全局限于历史材料，也不排斥乾嘉遗留下来的陈设品，从史料中选择适当的内容，把原地点历史上积累下的室内陈设面貌进行重新复原[25]。据朱家溍先生的描述，当时从太和殿到坤宁宫，故宫中路的原状陈列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进行布置的。

　　由于故宫地区辽阔，“宫廷史迹陈列”要从观众的时间精力与院内的人力设备作通盘考虑，制定出全面规划，根据需要与可能，逐步实施。至1962年，“宫廷历史原状陈列”已经整理的宫殿七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钦安殿），遗迹两处（隆宗门、珍妃井）；宫廷历史复原陈列已经布置完成六处（养心殿、军机处、咸福宫、同道堂、长春宫、储秀宫、延晖阁）；宫廷历史文物陈列已经布置两处（珍宝馆、钟表陈列室），但仍需继续提高[27]。1964年《故宫博物院参观路线图》展示出当时的原状陈列依然还是集中在中路及内西路地区（图4），一方面由于人力设备等条件的限制，所有的陈列当时不能做到同时开放，只能采取轮流开放或特约参观等办法；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工作人员从开始对宫殿历史文物进行摸底、整理、研究，直至复原陈列，这一系列工作具有很大难度，全部完成更是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

　　从1949年至1966年，故宫博物院一直对被破坏的原状进行恢复，并着手对宫廷史迹部分加以整理，对曾经在清宫任职和值宿过的人员进行采访，为日后的原状陈列提供了大量的档案和文献材料。正当原状陈列工作开始蓬勃发展，计划着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陈列水平的时候，陈列展出由于历史原因停止，“风格性复原陈列”实践也只能进入了停滞状态。直到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恢复开放之前的短短数月，才迅速完成了中路、西路部分的宫廷原状陈列工作。此后工作人员便将工作重点放在了陈列说明的修改上，导致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原状陈列并无大的发展，基本延续了20世纪60年代复原陈列的风格和手法（表2）。

　　“风格性复原陈列”的方式确实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原状恢复的难度，让观众得以看到那个时代帝后生活的原状，但改变了原始样貌，抹去或覆盖了物品表面的岁月痕迹，恢复出来的可能是在过往时期中都不曾有过的陈设状态。虽然这种陈列方式有一定地局限性，但在那个年代复原陈列的指导思想及方向是基本正确的，也建立起了复原陈列的一套具体的工作办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博物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原状陈列的实施也有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在《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中曾指出“原状陈列是对特定事件或人物活动历史场景的复原再现，应尽可能多地使用原物，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珍贵文物，在使用时应注明收藏时间、捐献者及其历史价值。原有物品已损毁散失的，可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代用品，并加以注明[29]”。在这种情况下，故宫博物院陈列工作提出了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新要求，要尊重故宫的历史渊源，加强科学研究，遵循历史和艺术发展史的规律，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充实提高现有的原状陈列，逐渐朝着科学性、性发展。

　　这种科学性的发展趋势首先体现在力求恢复原貌上。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在复原陈列前开始组织更加充分的论证，例如1994年对保和殿宝座台进行了刷漆、贴金修。